马来西亚计划另一章:汶莱叛乱幕后(上)

转载自《当今大马》

吴佳翰

May 23, 2022 3:49 PM

【沙砂作响】

60年前,即1962年12月8日凌晨,约四千人所组成的北加里曼丹国民军(Tentera Nasional Kalimantan Utara,TNKU)于汶莱主要城市发起武装叛乱。这是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曾提到的“12.8汶莱叛乱”。街道上听见零星的枪声,TNKU短暂占据汶莱数个警察局和政府机构,还一说有意劫持时任汶莱苏丹奥玛阿里赛义夫汀三世(Omar Ali Saifuddien III)。

这场叛乱蔓延至砂拉越林梦省和沙巴实必丹县,一直披着神秘面纱,却是左右马来西亚成立的关键。众多口述历史和政府档案逐渐解密,近十年来出现有别于主流认知的另类论述,即英美特务是要角,石油利益是主轴。

东姑阿都拉曼当年提出马来西亚联邦的构想时,北婆三邦(砂拉越、汶莱和沙巴)亦讨论设立“北加里曼丹联邦”(North Kalimantan Federation),推动独立。主流论述认为,汶莱苏丹支持马来西亚计划,汶莱人民党(Partai Brunei Raykat)却主张北加里曼丹计划。人民党于是发动叛乱,由于失败北加里曼丹计划告吹。苏丹后来在马来西亚计划的谈判中,因为石油利益和自身地位是否高于马来亚诸苏丹而谈不拢,最终选择继续接受英国保护至1984年。

以下的另类论述则大多取自澳洲学者格雷‧波尔格里安(Greg Poulgrain)于1998年出版的《对抗的起源: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1945-1965年)》(The Genesis of Konfrontasi: Malaysia, Brunei and Indonesia, 1945-1965)和砂拉越学者于东的《命运的拐点》(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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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的「土地公」:在伊斯蘭宣教運動下,拿督公信仰在新馬汶命運大不同(下)

延續上篇

拿督科拉邁崇拜也存在於東馬

筆者在2018年於東馬沙巴進行田野調查期間,也曾目睹深受汶萊文化影響的蟻丘崇拜。田野地點為沙巴西南部,靠近汶萊灣的瓜拉班尤縣(Kuala Penyu)。當地認為所有的拿督公只吃清真食品,每年與穆斯林同步齋戒一個月,慶祝開齋節和哈芝節(Eid al-Adha)。這群信徒屬於塔達那人(Tatana)社群,是沙巴的原住民族之一。他們慶祝哈芝節的方式和穆斯林不同,沒有一般的宰殺,而是祭拜拿督公,向拿督公問事及共食。

瓜拉班尤蟻丘拿督公神祠的外觀,塔達那社群正在準備哈芝節的祭拜儀式。攝於2018年8月22日。(攝/吳佳翰)

參與觀察的地點是一間空置的高腳老木屋。屋主去世後,木屋成了其後代聚會的宗教場所,是當地典型的私壇。Siong是屋主的女婿,住在木屋隔壁。他擁有華人和塔達那人的祖裔,是少數懂得當地華人宗教葬禮習俗的司儀。木屋的前庭有一蟻窩,Siong表示好幾次想剷除它卻「不忍心」,直到幾年前四兒子Ray學會起乩後才得知,蟻窩裡住著拿督公,當地人稱「Berisi」(馬來文「有內物」之意)。在拿督公的請求下,一間黃色、可遮風避雨、屋簷有著「拿督公」橫幅的亭子建成了,蟻窩頂端也鋪上印有爪夷文(Jawi)的黃色橫幅。

當天祭台上擺著咖啡烏、檳榔、佬葉、煙草、茶、罐裝汽水、咖哩汁、蝦、螃蟹、娘惹糕點等。面對蟻窩和祭台,Siong和親戚幾人持香長跪祭拜,把元寶、紙衣服(含馬來上衣和拐杖)等燒盡。大部分祭品符合1980年代後華人再創造的拿督公崇拜,應由西馬華人傳入。但由於神祠沒拿督公神像,信徒都不是華人,本質上屬於拿督科拉邁崇拜。

但和西馬不同的是,部分祭品具有汶萊灣的特色,如西米糕(Ambuyat)和類筷子(Candas或Sumpit)。西米糕流行於汶萊灣,是前稻米時期的主食,從當地隨處可見的碩莪樹(Sago)澱粉加入熱水製成,呈糊狀。類筷子則是當地傳統餐具,由碩莪枝或椰葉支折半製成,其末端相連,如今套上塑料吸管增加彈性。類筷子被認為源自筷子,應是由最早的華人移民於18世紀中葉帶入。這些物質文化的加入,是基於當地人對拿督公來自汶萊的想像。

瓜拉班尤蟻丘拿督公神祠的外觀,塔達那社群正在準備哈芝節的祭拜儀式。攝於2018年8月22日。(攝/吳佳翰)

國族政策和族群關係所造就的差異

東馬存在汶萊認同的拿督公,是因科拉邁崇拜過去曾在汶萊流行。就汶萊缺乏印度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汶萊灣的科拉邁應直接和伊斯蘭教蘇菲派(Sufism)的傳入有關。1980年代後,汶萊和西馬同樣經歷了伊斯蘭宣教運動的改造。汶萊的馬來伊斯蘭君主制(Melayu Islam Beraja)是宣教運動蓬勃發展的最佳土壤,其伊斯蘭化速度更加強烈,以致過去的科拉邁崇拜遭受伊斯蘭官方機構的大力打壓。

儘管遭受強烈打壓,但執法單位不能隨意剷除穆斯林的墓地,有的科拉邁仍受到零星(尤其是印尼人)的祭拜,如燒香、投零錢、獻礦泉水等。如此祭拜方式和瓜拉班尤的蟻丘崇拜不同。根據東南亞伊斯蘭學者Dominik Müller的描述,汶萊的科拉邁崇拜應以穆斯林聖墓居多。

同是地理位置相近且不在馬來西亞的前英殖民地,新加坡和汶萊截然不同的國族政策卻造就了拿督公信仰的相反發展。同理,即使同在馬來西亞的東馬和西馬,也因為前者沒有經歷「五一三族群衝突」事件加上穆斯林人口比例不高,導致東馬的拿督公崇拜不如西馬流行。甚至,因為汶萊王朝或蘇祿王朝過去的政治滲透力不大,科拉邁崇拜也不如其他地區流行。唯有過去深受汶萊王朝影響,如今卻在馬來西亞的汶萊灣區域仍保留其特殊的拿督科拉邁崇拜。

未完全漢化的拿督公相關習俗,如今在新馬汶面臨著傳承的挑戰。人為破壞的力度尤其比天災來得更深遠,如西馬馬六甲州五嶼島(Pulau Besar)上著名的科拉邁聖墓,在疫情期間被民俗網紅文王爺揭發,該處的科拉邁聖墓已受到官方伊斯蘭機構的破壞。為此,拿督公信仰的多源故事與多元實踐,應受到更多文化工作者的關注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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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源自阿拉伯的宣教運動傳入馬來西亞後,伊斯蘭傳教士開始透過政治影響力打壓馬來人的非伊斯蘭習俗。華人逐漸成為拿督公信仰的主要信徒,進而從土地公的形象創造「拿督公」的神像。由於新加坡採取多元世俗的國族政策,當地的拿督公信仰比較不受宣教運動的影響。

聖人阿都拉的聖墓前供奉著香爐、油燈、甘文煙等祭品。攝於2020年2月23日。(攝/吳佳翰)

2022年4月17日,一場大火把新加坡離島龜嶼(Kusu island)的著名拿督公廟(Datok Kong shrine)完全燒毀,第六代的馬來裔看守人依薩(Ishak Samsudin)數度哽咽,揚言募資重建。龜嶼是新加坡南方非常接近印尼巴淡島(Batam island)的離島,建立在山上的拿督公廟是新馬伊斯蘭化前的多元族群信仰的活化石,是南島語族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華人文化的結晶。

曾到馬來西亞的旅客必定對華人生活區裡,外觀非常接近土地公的拿督公神祠感到熟悉。如此具有神像且幾乎由華人崇拜的拿督公崇拜,是1980年代起「伊斯蘭宣教運動」(Dakwah movement)後的演變。龜嶼拿督公廟之所以是活化石,是因它保留了1980年前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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