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摘要】A traffic in Songket: Translocal Malay identities in Sambas

Wendy Mee, 2010

「A traffic in Songket: Translocal Malay identities in Sambas」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41(2). P.321-339

作者Wendy Mee博士畢業於澳洲拉筹伯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現任同一所大學國際發展系的高級講師。她的領域跨足社會學、人類學、STS和國際發展,目前的田野是印尼的跨地域馬來人身份認同,本文以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三發縣(Sambas)Songket的織布技術為例。

Sambas的Songket

馬來人的身份由馬來語、伊斯蘭教和君主政治形塑。其認同研究通常從後殖民,伊斯蘭主義興起的民族國家的角度切入;從跨地域過程了解是少數的切入點。當代三發出現了馬來習俗傳統、文化和藝術的復興運動,如傳說、民間故事、歌曲等口述歷史的出版。作者以Songket為例,主張跨地域的文化交流是習俗和文化的再造,而文化遺產是文化實踐中地方形式和意義的提煉與抽離過程

17th世紀時三發王朝,砂拉越王朝和汶萊王朝的地理位置。

作者首先從三發、汶萊和馬登-蘇卡達納(Matan Sukadana)的歷史鏈接打破過去婆羅洲在馬來研究的邊緣地位,挑戰馬六甲海峽兩岸作為馬來世界「政治中心」的地位。三發蘇丹王朝是第九任汶萊蘇丹的孫子Sulaiman所創(1675),Sulaiman也是過去Sepudak興都教王朝(三發王朝的前身)國王的外孫,亦是馬登-蘇卡達納王朝蘇丹的外甥。三發王室1795年的族譜彰顯的是作為滿者伯夷(興都教)藩屬國的後裔,而1903年的族譜則強調其作為汶萊王室的後裔。這顯示伊斯蘭教在殖民背景下成了三發馬來人的身份認同,19世紀末三發王朝更被尊稱為「麥加前廊[1]」(Serambi Makkah)。

三發處於砂拉越南部邊界的地理位置,也讓當地的穆斯林和馬來西亞與汶萊的穆斯林有著眾多經濟、文化和宗教交流。如此交流並非存在於中上階級,當地勞工階級未把馬來西亞和汶萊文化當成異文化,顯示戰前的跨地域馬來世界仍然存在於三發穆斯林心中。三發當地的族群政治(馬來、華裔和達雅)和新舊住民之間的衝突也是關鍵。90年代末三發所發生的排外衝突,促使印尼政府重新劃分舊有的三發行政區塊成:三發縣(馬來居多)、山口洋市(華裔居多)和Bengkayang(達雅居多)。新三發縣的劃分和三發王朝的歷史重溯有關。末代蘇丹之子Winata在排外事件、重劃縣市和文化保存上扮演了關鍵角色。新的三發縣政府無疑是個「馬來」地方政府。

三發王朝的皇宮

Songket是文化遺產抽離和再造過程的成果,不符合宗教教義的實踐已被纂改和丟棄。文化實踐不能單從神聖性、儀式義務或社會制裁切入,它們多被當成遺產般展示和評價。不少學者已從旅遊業、國家治理和中上階級的視角討論,作者認為應從勞工階級跨地域(馬汶)從事文化產業的角度補充。

Songket是嵌入金銀線的編織布料,過去被視為象徵地位的昂貴物品,常見於嫁妝和婚禮場合。它在17世紀從蘇拉威西和蘇門答臘傳入,技術隨著早期移民者的聚落集中在特定的村莊,然而其布料卻傳遍三發所有的馬來族群。作者猜測,Songket工藝早期受到王室庇護,讓布料或部分設計限制於王室和貴族。然而當今songket的產量已被西服取代,因為它太貴、太熱和太麻煩。它只在象徵三發馬來文化的場合得以展示。

馬來世界-伊斯蘭世界的秘書處

三發縣的貿易和工業部,曾嘗試以多種創新的策略促進當地的songket工業。因敵不過實惠的機制布料,手工業者嘗試以似金似銀的合金線取代昂貴的金屬線。同時,優秀的織布者外流高薪資的汶萊,為其「馬來-伊斯蘭-王室之上」的國家定位效勞。和汶萊相反,三發的家庭式手工織布業是前資本主義形式的。

在2007年由馬六甲州政府主辦的「馬來世界-伊斯蘭世界」(DMDI)大會上,三發songket產品曾在songket展上與其他區域一爭高下。馬來習俗委員會、藝術委員會和國際馬來離散習俗機構(LAMS)曾代表三發的非政府文化機構參與以上大會。西加里曼丹省LAMS的前任主席是三發著名的文化工作者,以強救三發文化和社會之態,記錄了大量的馬來文化。DMDI的總部位於馬六甲市,符合馬來西亞政府積極把馬六甲打造成「馬來-伊斯蘭世界起源地」的政策。DMDI的主席即是馬六甲的州務大臣。三發的年輕代表在DMDI獲獎後,諷刺地表示當地馬來藝術和文化在馬來西亞比在西加里曼丹省更受重視。

三發王朝的犀鳥象徵

參與DMDI也是談論商機,LAMS和馬六甲政府所簽訂的合作備忘錄允許三發織布者使用兩地傳統的Songket主題圖式。三發所有的主題圖式大獲好評,唯獨一個再現犀鳥的圖式受到「勸導」,因伊斯蘭教禁止任何動物的再現。但犀鳥是三發公認的傳統圖式,更是與達雅人神話相關的西加里曼丹省省徽。此外,三發傳統主題圖式的商標登記引起了當地的不安,至今只有三分之一的圖式通過了冗長且昂貴的登記過程。貿易和工業部員工表示,其他城市宣稱擁有了他們的設計,而汶萊奪走了他們的員工。同時,曾在汶萊工作的織布者也帶回來了汶萊學到的圖式,宣稱為個人的特殊設計。

創造文化遺產的過程抽離了原有的價值(不再作為婚禮服飾和嫁妝,犀鳥圖式等),也創造了新的價值(合金取代物、身份認同象徵等)。勞工階級(「盜取」汶萊圖式者)也參與了跨地域的文化再造。商品化的過程和songket的生產與銷售相關。我們亦需從文化歷史背景理解國際化過程中,了解其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本的之角力,以及在馬汶的馬來文化逐漸伊斯蘭化之趨勢。機構化則體現在攸關勞工遷移、無形文化資產,和文化的組織層面上。


[1] 馬來世界的宗教中心,由馬六甲王朝(15世紀)、汶萊王朝(16世紀)、亞齊王朝(17世紀-?)、三發王朝(19世紀末-20世紀初)接棒。目前公認為印尼亞齊省,作為前往麥加朝聖前的一個學習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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