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摘要】Whose woods are these? Counter-Mapping Forest Territories in Kalimantan (Nancy Lee Peluso)

作者Nancy畢業於人類學,碩士和博士主修農業和天然資源社會學,專長政治生態學、印尼研究、資源政策和政治、森林與農業變遷等,目前是Berkeley大學森林政策的教授。文章分成五個部分:(一)概論;(二)關於製圖的政治之文獻回顧;(三)印尼政府所執行的森林製圖;(四)加里曼丹的兩種反製圖運動(國際性和本土性的);(五)反製圖運動的理論意義。

作為森林研究專家,作者提出森林作為國際邊界也有其敏感性,具有政治生態的重要性或社會學的構成。為林地製造地圖源自歐洲,作為政治邊界的界定和治理的方便。這篇文章檢視在加里曼丹兩種形式的森林製圖的起源、實施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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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的歷史多是基於現代化初期和當代歐美的地方和國家歷史,對於第三世界的描述是缺乏的。當今製圖技術的進步已經讓國家級和在地的製圖者進入競爭的領域。地圖變成了資源劃分和為資源使用者打開政治空間的工具。製圖是權力的特別來源,在地組織也開始利用製圖來反制或平反以往國家獨霸所的資源。在地組織可以透過製圖來宣稱權力,官方地圖上所沒有顯示的比有顯示的反而更加重要。新的地圖挑戰了所謂的標準,把過去被抹除的聚落、村莊與人的元素再度植入。在發生土地糾紛時,新的地圖可以作為司法參考。

把人植入官方地圖有時候也能加強管理,被植入的人在清楚界定的範圍內擁有了土地與其資源的所有權。地圖被挪用成對抗權力的語言和圖像,這種「違地圖」(counter-map)提高了該地居民控制再現和宣稱資源的能力。邊界的重新界定,能阻擋過度發展、標示受破壞之地景,也能為生態永續畫出替代方案。反製圖運動可類比成安德森所形容的「印刷資本主義」,挑戰了「拉丁文式」地圖的權威地位。作者認為兩者的差別是:製圖技術比印刷技術更難被大眾掌握。然而,大眾在意的不是製圖技術本身,而是地圖的內容和其所傳播的知識和資訊。一旦反制圖運動開啟,對資源的協商與衝突將會開啟與浮現。對於地域性資源的習俗權因此被再度詮釋,對於樹林、野生動物和林產的權力宣稱將轉入對於土地使用或擁有權的宣稱。

印尼的Basic Forestry Law No.5/1967賦予了政府管理和治理所有林地的權力。蘇哈多1967年的新政把土地政策從自給自足開放成外資和資本發展之使用。來自日本、菲律賓和歐美的伐木公司進駐加里曼丹。充滿錯誤的第一版地圖在80年代中期被TGHK地圖取代,但當地土地擁有權的觀點和植被分佈的資訊仍被忽略。第三版的官方地圖RePPProt大大提高了精確度,同時把聚落、良田和規劃林地納入,但低估了當地原住民,尤其是輪作農民,對林地的宣稱和治理。雖然沒有完全否定習俗地或傳統領域之知識,RePPProt卻未畫出以上地域的邊界。這些受保護的地域大部分被規劃「在可更換性」的林地。製圖者甚至無法掌握輪作農民(swidden agriculturalists)的數量。

印尼製圖者歲承認習俗法(customary law)對林地和保留地的延伸與實踐,卻沒有在地圖或相關文件詳列之。Law No.5明列:在不損害國家和(未定義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應尊重原住民在土地和資源實施習俗法的權力。這是荷治時期所保留下來的民法與習俗法之雙重性。

國家製圖者把地方對土地的管理歸納為:輪作、定耕和灌木地,但他們只承認定耕者的領土權(territorial right)。森林官員只承認原住民對林產的習俗使用權,卻不承認原住民對林地的擁有權。如此翻轉了官民位置:因為國家擁有這些土地所以才有權力賦予原住民或企業使用權。官員甚至把當代達雅人的輪作制(rotational)當作殖民時期的輪耕制(shifting)。

不管是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合作,或是由本地非政府組織啟動的反製圖計劃,兩者擁有兩個共同性:(一)在村民政治聯盟的協助下,國外專才製圖科技之使用;(二)對資源有特定、永久的地域性宣稱之強調。一旦原始森林被開墾,開墾者的直裔和長屋被授予開墾權。因此,大部分輪作者傾向再度開墾次生林。而達雅的森林採集者對不同類型的林地進行不同的管理方式,但族人間尊崇這特定的採集禁忌/準則。採集權同時繼承自雙親,兄弟姐妹皆分享相同採集權。

以下是兩種反製圖策略的比較圖表:

策略

合作式森林管理

本地非政府組織所啟動

地點

Kayan Mentarang Reserve

加里曼丹

目的

作為認定林地邊界的基礎,法律認可和林地習俗保護的基礎

保存當代和過去的土地使用,保存依森林而居之族群的人口統計

在地人通過製圖技術來宣稱擁有土地和資源。如此方法仍受批評:(一)製圖本身把動態性的土地使用給凍結了;(二)製圖的做法是否會比直接和政府官員或深耕當地的國際環境組織合作來得好?凍結土地使用也就是凍結了動態性的習俗法。製圖好比把習俗法給固定化,然而缺乏彈性的習俗法也會翻過來限制了土地的使用。

但作者認為製圖不會做出排除掉忽略地圖信息的未來更改,因為它只是一個企劃工具而已。唯有在官方認同下「違地圖」才有決定權,而一旦有了決定權即代表居民擁有更動地圖的能力。然而,製圖會讓模糊的邊界固定化,也讓土地的使用權給私有化。面對公用土地,人們需要製作十分詳細的地圖。總的來說,作者認為製圖可認清社群共有的資源邊界,是一個合適和及時的工具。

論文發表於1995年,如今Google map的流行也加速了製圖的普及性,讓人人可以成為製圖者。同時,動態性的地圖也可以表達更多信息,官方地圖的權威似乎已經完全崩潰。然而,全球習俗地糾紛有沒有因此而減少?就印尼而言,原住民的土地糾紛似乎還敗在新自由主義和貪腐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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