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Questioning Modern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9789971695637

Chapter 1 Introduction (Wendy Mee and Joel S. Kahn)

《Questioning》是一本描述印尼與馬來西亞面對現代性現象的文集。第一章可分成四個部分:(一)開頭(文集的定位)、(二)定義現代性(檢視現代性的定義)、(三)現代性和文化(兩者在當代的關係)、(四)章節概述(全書可以分成三個主題:跨國界和邊界現代性、民族國家和公民權、和文化與道德導向,並討論每一篇文章主軸)。

以歷史、文化和社會形成的基礎,文集比較了印尼和馬來西亞現代性的研究。文集的作者皆認為西方所定義的“現代性”並完全不適用於亞洲地區。比較兩邊對於現代性的討論,因為以“現代化”為題的文化和機構轉型所帶來的影響在此區域已經非常普遍;同時把現代性的理論套用在非西方社會也有其問題。文集中有四個主題特別受到矚目:(一)堅持把文化看成文化建構;(二)認同跨文化和跨文明是現代性的基石;(三)承認當代生活的黑暗面完全是現代性的一部分;(四)尊重民族誌和日常生活中的觀點、意見和文化表徵。

此書文章沒有完全套用西方學者的理論架構,作者們也嘗試從在地人的觀點了解社會變遷的意義和方向。編者認為現代性首先需要被理解成社會概念,而作者們所呈現的現代性和他們所形容的現實具有模糊和無常的關係。

編者覺得沒有這個必要針對文中的“現代性”下定義,他們引用了Turner在1990年的定義:“現代化的過程,在苦行主義、世俗化、普世理性、現實世界各個領域的區別、經濟政治軍事的官僚化、貨幣價值增加的主導下之社會”(P5)。早期的學者習慣把現代性的負面現象(殖民主義、父權主義、種族主義、種族清洗、暴力和壓制)形容成現代性往東方擴展後的在地化與受染污的結果。近年也有學者把這些負面現象形容成“多重的替代現代性”,籍此批判西方總是把自我的現代性塑造成優越的、自由的和科技進步的現代性。

廣義上的文化總是和當代政治和消費主義沾上邊。把文化差異當作是現代性本質特徵的構想,其實並不夠直接。編者認為,這需要放在幾個層次上去理解:(一)現代性最好的理解是一個客觀化的故事,一個自我指定的“現代”在講述自己和現代社會的故事。站在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批評的角度,現代性只不過是過度敘述、共享的故事,敘述著進步和解放的歷史,並以前現代和非現代作為參考基礎。(二)把文化當成是現代性的本質特徵只是一再強調社會行為的解釋基礎。如此即認同了現代性的制度形式和文化取向嵌入了特定的社會脈絡。但是我們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動、取向和意圖分解成單純的理性、世俗性和客觀性。我們所需要的對社會行動和意圖作更細微的考察,以便能夠解釋宗教和其他受追隨對象的現代顯著性。我們或許需要把世界大都會和跨地域的取向展現成現代化的結果,部分是由殖民國和後殖民國的“族群”慣例化和官僚化所支撐的結果。

(三)任何關於現代文化取向的分析和西方對於現代化論述的批判與注重表達的傳統有關。這是一股對抗啟蒙觀點的潮流,一股過去“反功利主義”的潮流。表達主義(Expressivist)仍保留了把自我定義的作法,把自己當成是理論基礎的中心。表達主義批評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時,“文化”和“文化差異”被過度使用成重要證物。

編者認為以上三點是閱讀文章是需要注意的誤區。當代學者或許難以跳脫文化他者的語言使用,但至少需要注意到此語言的建構。這建構在Kahn(2001)被形容成使用反向望遠鏡來同時近度和遠度審查現代文化的建構。如此的好處是開拓了在“文化/文化變遷”、“現代取向/文化編碼取向”、“現代/非現代”、“主導/解放”之間的討論空間。

Chapter 4 Networking the Pan-Dayak (Yekti Maunati)

《Networking》分成七個部分:(一)導言;(二)建構的身份;(三)達雅族在加里曼丹、砂拉越和沙巴的網絡;(四)東加里曼丹的泛達雅組織;(五)克拉央的信用合作社;(六)巴達士上游身份的案例;(七)總結。

文化身份認同是被建構的,具有流動性,是歷史和建構之間的相互作用。我族的建構必有一個以上的他者作為參照,而部分身份建構則是因為受到政治經濟環境等因素的威脅。然而,文化和族群的邊界之間並非完全重疊。King和Wilder(2003)曾認為,研究族群就是要和社會、文化的過程與面向打交道,找出異同,和了解人群分組上的社會和文化身份。文化標誌可以是任意的,是可協商和可隨機應變的。達雅族性本身就是和基督教相關,因此把伊斯蘭教徒(信奉伊斯蘭教的達雅人自我認同為“馬來人”)當成他者。Said(1993)曾說:“部分因為帝國的原因,所有的文化彼此參與;沒有一個是單獨和純正的,所有都是混雜的,異質性的,非凡區別的和非單片的。”

Kahn(1995)提出,後結構主義關注作者基礎的前提和設想,因為這會影響被書寫對象本身文化的建構,從而影響了作者對於文化變遷和文化多樣性的詮釋。除了西方學者的觀點,國家機構、學者、政治人物和精英都會增加身份形成和文化再現的複雜性。作者提出其中一個文化再詮釋和創造的過程就是連結(networking)。透過三個泛達雅的案例,可以了解連結能夠帶來邊界的協商、族群定義與再現,和資料和策略之交流。

達雅族被King(1993)定義成“婆羅洲上非穆斯林、非馬來的原住民[1]”。因為長期處在國家治理的邊緣,隸屬於達雅族的Tunjung, Kenyah, Punan, Bahau Sa, Bahau Busang, Benuaq, Bentian, Kayan, Lundayeh(倫達耶), Modang, Krayan, Penihing, Tidung和Pasir共組了非政府組織Solidaritas。組織多由政府官員等精英管理,扮演了政府和達雅族之間的橋樑,為自己爭取了更大的政治參與度,也加速了達雅族的現代化議程。

第二個案例發生在東加里曼丹的克拉央,信用合作社的成立彌補了當地所缺乏的金融機構,同時也讓常處經濟邊緣的達雅人學會投資,更加融入資本主義。當地的倫達耶人在西加里曼丹達雅人的輔助下成功模仿後者的模式,也增加了他們以達雅人為榮的身份認同。

第三個案例發生在巴達士河[2]上游,是沙巴(倫達耶人)、砂拉越(倫巴旺人)和東加里曼丹(倫達耶人)三地的邊界。在過去國界尚未分明時期,三地人在高原地區活躍通婚,擁有類似的文化(獵人頭、稻米文化、生態知識等)。三人因伐木業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威脅下再度聯繫,希望能夠推廣生態旅遊與有機農業。雖然三地擁有共同的目標,但仍有關於道路建設等衝突而正在協商中。東加里曼丹的倫達耶人極度依賴倫巴旺人的物質,因此在倫巴旺人在邊界向倫達耶人收費的措施也引起了前者的不滿。

非政府組織和商業機構在垮地鏈接上扮演了實際的角色。如此符合現代國家制度下的組織讓達雅人再度形成想像的共同體。三個案例的共同之處是:(一)精英在連結扮演重要角色;(二)因共享受到其他企業和族群在政經上的邊緣性而團結;(三)目標為獲得更大的經濟和政治權利,進而改善政經機會。

參考書目:

Kahn, J.S., Constituting the Minangkabau: Peasants,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Indonesia. Providence/Oxford: BERG, 1993

——, Culture, Multiculture, Postculture. London, California, New DelhiL SAGE Pulications, 1995.

Kahn, J.S., Modernity and Exclusion. London, California, New DelhiL SAGE Pulications, 2001.

King, Victor T. and William D. Wilder,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3.


[1] 筆者對以上定義採取保留態度,可能也是後結構主義所批判的作者的前提影響了被書寫的對象。

[2] 巴達士河是馬來西亞第四長的河流(420km),筆者就住在此河流的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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