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離散:馬來西亞文學和華語語系文學

史書美在她的〈何為華語語系研究?〉一文中提及,她「華語語系研究」理想的理論模型是馬華文學。因此筆者選了另外兩篇以不同途徑探究華語語系下馬華文學的文章。首先將會以Bernards的「Beyond diaspora and multiculturalism: recuperating creolization in postcolonial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與〈何〉比較,接著再以王德威的〈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與前兩篇做比較。

〈何〉一文定下了華語語系的基本論調:反離散、後殖民、跨學科、多語主義、多元文化主義、跨國的構成現象、在地的實踐現象等。史書美也設下了三種對話對象:中國少數民族研究、離散研究,和族裔/弱勢族群研究。馬華文學屬於後兩者,同時也符合了以上所列的基本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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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s把馬華文學放在東南亞後殖民研究的脈絡裡,希望藉此也能補充歐美研究所忽視的文化生產與東南亞各國與殖民主義「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如此的研究觀點似乎還帶有殖民者的角度,史書美不會把馬華文學特地放在東南亞這樣的區域研究裡,因為史書美的對話對象是適用於全球的。況且,「東南亞」這地理概念也是源自西方,儘管這概念類似華人的「南洋」。對當地人來說,東南亞內部其實存在很大的差異。

需要注意的是,Bernards並沒有把「馬華文學」翻譯成「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而直接採用「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承認了華語語系研究的國際學術地位。Bernards嘗試以「克里歐化」[1]來突破傳統上以離散和多元文化主義切入馬華文學的研究面向。他把離散和馬華文學的起源連接,因為「華人、華僑」身份的形成與中華民國建國有關,而馬華文學是在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下誕生。官方、階序性的多元文化主義背後隱含著馬來西亞政府獨崇馬來文學,只把馬華文學當作國家族裔文學的一分子而已。

世界華語語系的人口密度

史書美把台灣和馬來亞(1957-1963)納入定居殖民主義的脈絡也在「Beyond」的到了印證。Bernards認為,馬華文學的克里歐化是受到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留臺馬國學子原本所期待的「文化中國原鄉」隨著本土化運動而破滅,這才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早已克里歐化。馬華文學的跨國現象因此產生:在臺馬華作家主導著馬華文學的發展。Bernards認為此克里歐化展現在語言(非北京話的音譯和義譯)和文化(族群間的衝突融合與連橫合縱)上;如此足以挑戰馬國對於離散、多元文化民族主義和馬華文學的官方論述。

結合音譯和義譯,王德威在〈華〉把「Sinophone」翻譯成「華夷風」,嘗試(一)從不同角度進入歷史現場和(二)探究馬華文學和公民意識的關係,補充了前兩文的不足。王德威拒認華裔作為殖民者的「中間人」,把華裔當成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他也不認同史書美「華語語系是過渡語言,將會終止」的論述,認為史書美低估了語言作為文化和政治的有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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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還提出了三個論述來進入馬華文學的歷史現場:後遺民、後移民和後夷民。以上論述嘗試解構馬華文學刻板印象,筆者認為也可以理解成:「再」遺/移/夷民。第一,「遺」可被理解成「失去、殘留和留傳」,馬國華人不止是清朝、中國(民國或人民共和國)的遺民,同時也是英、日殖民的遺民。當時被新文學運動批判的漢詩,卻因為「留傳」在新馬蓬勃發展成「南洋詩宗」,與兩岸三地緊密活動。有的峇峇娘惹[2]詩人甚至推崇儒教,回歸中國成為保守派。

第二,王德威進一步解構「華裔移民」,提出1957年之前的人口普查並無「華裔」,只有十一種方言[3]的社羣。移民帶有「回望故土、進退兩難」之心影,後移民則是一種跨離散論,「再移民」又體現於在臺馬華作家的主導性。第三,「夷」一詞雖非漢化,但無貶義。馬國華人自稱「華」,卻無覺是他者的少數,實為「夷」。王德威點出馬華文學的史前史除了有各種方言的文言文書寫,也有「前五四」的白話文書寫。此白話文與西方傳教士緊密結合[4]。世上第一份中文民間報紙《察世俗每月統紀傳》(1815)在馬六甲出版,介紹西方知識。現代白話文和報業的濫觴無疑是深受「夷民」影響。

馬來西亞華語語系和峇峇娘惹

在公民意識上,王德威把90年代受台灣影響的「大馬版鄉土文學論戰」成為第二波,第一波早在30年代展開。1983年馬國華人社羣所發表的《國家文化備忘錄》上也已強調馬華文學是「為本地社會服務……是道道地地的馬來西亞文學」,強調了公民意識優於種族意識的選擇。

正如所提倡般,王德威隨後也依序馬華文學脈絡,整理了90年代末馬華作家(特別是林建國黃錦樹[5]張錦忠[6]莊華興[7])對於馬華文學的熱絡討論。王德威認為這些評論已把馬華文學的論述提升,他提議採用馬華旅美學者謝永平「世界文學研究」的新觀點[8],結合華語語系研究,讓華語「世界」成為馬華文學重新自我定位的起點。

王德威為馬華文學未來的發展與討論開拓了許多空間。馬華文學研究已成為華語世界外所關注的領域。跨語言與學科的比較研究,如結合以英語為主的「世界文學研究」,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更何況馬來西亞文學的創作語言並非只是馬來文和華文,還有英文、淡米爾文[9]、諸原住民語文[10]等。作為華語語系研究下的馬華文學,對話才正要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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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 何為華語語系研究?——史書美 2016
  • 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王德威 2014
  • Beyond diaspora and multiculturalism: recuperating creolization in postcolonial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Brian Bernards 2013

[1] Creo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ecognizes culture as an ongoing process that cannot be reduced to a singular outcome, offering neither a finished product (hybridity) nor a composite portrait of separable and predetermined entities (multiculturalism). (318頁)

[2] Baba Nyonya,是新馬華人和當地馬來人/土著通婚的後裔,形成於15世紀,擁有雙文化。英殖民時期深受西學影響,雖被殖民者劃分為「華人」一群,卻是殖民者的得力助手。

[3] 福建、廣東、潮州、海南、客家、福州、福清、廣西、興化和北方各省。

[4] 體現在Robert Morrison和William Milne所編著的《中文文法》(1812)、《神聖天書》(1823)與《張遠兩友相論》(1819)。

[5] 林建國強調文學的歷史化,黃錦樹文學的審美和優越性。

[6] 提出複系統文學論,建議把馬華文學擴充成華馬文學。

[7] 提出「國家文學」的理念,強調翻譯的重要性。

[8] 面對世界文學研究的現況,謝永平最大的批評有二。一,學者對歷史内蘊的「時間性」研究存有盲點,以致操作上有意無意的將時間空間化。時間或者成為歷史唯心論(康德、黑格爾)的先驗顯現,或是歷史唯物論(馬克思)的因果關係;兩者都充滿目的論傾向。不論對過去或是未來,時間的向度因此被簡化,「定型」為一種原該如此的樣式,一種空間設置。這樣被空間化的時間觀成為「世界」文學發展的阻礙,因為「世界」作為一種發展衍生的可能,已經受到限制。二,目前世界文學研究在區域、批評界面互動的研究雖然大有斬獲,但學者對有前瞻而具有「典範性」的(normative)視野的建立,殊乏勇氣。舉目所見,太多的結構與解構,反霸與抗衡的論述,其實多半止於盤整現況,甚至固步自封,遮蔽了「世界」作為一種理想,一種實踐的生機湧現。

[9] Tamil,又稱泰米爾文。泰米爾語是使用超過兩千年的語言。在馬國有超過三百萬使用者,是523所小學的媒介語。

[10] 部分原住民以自己的母語創作,如卡達山族(Kadazan)和伊班族(I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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